广州公司再减税的可能性有多大

　　3月7日，财政部长肖捷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中央近年将进一步进行“结构性减税”，为企业减负3000亿，同时也在进一步征集个税的改革建议和方案，一些事关家庭生计的专项支出可能纳入扣除项目。在当前的背景下，为企业减税降费的意义何在？企业承受的“费”多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何要降低“五险一金”的缴费标准？
　　
　　直接降低税率是更好的选项
　　
　　记者：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要对企业减税降费。财政部肖捷部长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将在去年“营改增”为企业减税5000亿的基础上，今年再计划减税3000亿。在当前的全球竞争格局变动剧烈和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为企业减税降费的意义是什么？
　　
　　冯兴元：减税是为了给企业减负，在我国经济增长趋缓的新时期，各种途径的减负均很重要，包括对企业减税。无论减税的实际效果有多大，它说明了政府对企业负担有了越来越明晰的认识，也体现了政府对减税的决心和行动。减税分两种，一种是通过推行税制的转型，比如“营改增”来实现减税，另一种是直接降减税率。前一种减税幅度需要依赖测算。这种测算的减税程度容易与经济增速减缓导致的税收收入增速减缓纠结在一起，实际减税效果的透明度较低。这样就容易造成一些企业家的不理解。如果真要减税，第二种方法更好。也就是不如直接把档次为17%或者更低一级档次的增值税率直接降减几个百分点。这种减税就会一清二楚，看得见摸得着。企业家们会由衷感激。
　　
　　总之，政府通过税制转型来测算减税额，其效果不如直接降减税率。至于直接降减几个百分点的税率，到底能够减少多少税收总额，其实也不重要。各个企业关心的是自己的税负。如果每个企业都感到税负降低，也就减少了抱怨的声音。
　　
　　另外，对于正常经营的企业而言，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承受一定的税负水平，但是加上社保费率问题、融资问题、债务问题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问题等等，就会使得民营企业无以为继。如果处在整个经济下行，制造业转型压力大，产品价格下降，税收、工资、社保、融资、债务以及中间消耗品成本均上扬或者总体上增加，那么这些不同成本中的任何一种成本的继续上升，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死民营企业这个骆驼。由此看来，在经济下行，企业成本压力增大的时候，政府尤其需要通过减税、减费和降其它生产成本来提振民营企业的活力。
　　
　　记者：肖捷部长也明确谈到了要进一步清理规范服务性收费的同时，适当降低“五险一金”的缴费比例。
　　
　　冯兴元：正如上面谈到的，“五险一金”占用工成本的比例是很高的。现在经济在继续下行，外部需求不振，中国进出口总额在下降，很多企业日子难过，制成品价格在下降，费用再上升，部分行业“营改增”之后税负可能没有下降，反而提升，比如宗庆后的饮料业可能就是如此，宗庆后自己认为自己的企业“营改增”之后税负上升。李炜光教授调查的12家建筑业企业反映，11家税改后税负上升，只有1家大致不变。政府无论是在收税和收费方面都在加强力度。“五险一金”本来标准就高，如果较前严格执行，社保负担与其它企业负担一起算，很可能就超出企业可以承受的负担能力。企业用工本来是企业主和雇员之间的自愿契约。
　　
　　不需要政府专门用法律来规定很高的社保标准，规定的标准越高，执行力度越大，企业的用工意愿越低，越是不利于实现更多的就业。企业负担过高，也容易造成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其结果谁都是输家，包括政府，企业主和雇员。正因为如此，今年政府决定继续放低社保的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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